吴晓灵：开拓信贷市场，促进小企业发展
2010-07-12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经济困难的时期，中小企业贷款尤其难。但是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方面，在研究高端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应该研究一下普惠金融服务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困难的时期，做好低收入人群的工作，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首先，小企业融资难与民间融资大量存在的现实预示着我们的信贷市场还有着开发的空间。中小企业融资难中的重点是小企业。我们国家中小企业的概念非常大，加在一起基本占到企业总数的98%。现在很多中型企业的贷款并不算太难，真正难的是小企业和微小企业。这里说的小企业和微小企业也涵盖个体工商户和农户。小企业融资难有三方面原因：第一，从小企业自身看，市场不稳定，管理不完善，财务报表不规范，甚至没有财务报表，信用风险比较高。第二，从金融机构看，小企业贷款征信技术和管理成本都比较高，放贷积极性不高。第三，从政策环境看，对小企业贷款的扶持政策还不够配套。因而，从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来解破小企业融资难是根本途径。
        其次，解决小企业贷款难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创新。第一，贷款技术创新。现有银行为小企业贷款做了许多努力。比较有创新性的就是把供应链融资的理念引入到了为大企业生产配套的小企业的贷款中去。但是有很多中小企业是不能够做到和大企业配套的。对于缺乏生产链配套的企业，需要新的贷款技术来评定贷款风险和进行贷款定价。世界上许多机构研究微小企业贷款的技术，核心就是要凭借信贷员的经验来编制可分析的企业报表，分析客户的现金流，发掘借款人的人力资本潜力和能带来现金收入的活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研究非常多，后来世界银行提出了普惠金融体系的理念，就是面对低端客户人群的金融服务。这种技术和平常应用的对大企业的信贷技术是不一样的。大企业是财务报表分析、信用评级、用模型测算。作为一个微小企业是不具备这些的，更多的是信贷员走街串巷，通过交谈和访谈，分析未来的现金流和发展潜力。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谈到小企业融资经验时谈到“三品”和“三表”。这些都需要信贷员走到企业当中去、走到客户身边去了解。大企业在审贷的时候，更多的是要找出他的风险点，但是对于微小企业贷款，应该是带着积极的眼光去挖掘他未来的潜力。所以，这是一项比较特殊的技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有这样的技术，国家开发银行把他们的技术引进来，而且到台州商业银行等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实施。台州商业银行不要干过银行信贷的人干微小企业贷款，因为干过银行信贷的人接受不了微小企业贷款的理念。两类贷款有很多不同点。微小企业贷款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业务，对信贷员的文化水平要求并不像高端金融那么高，有中专到大学本科水平就可以。但是他对人的爱心、责任心的要求则比较高，这是一份“用心”去做的工作。
        第二，贷款业绩评价制度创新。利率覆盖风险是小企业贷款商业可持续的前提。小企业有较高的失败率，因而对小企业贷款要有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和及时的核销制度。考察一个微型贷款的企业，要有风险投资管理公司的那种理念。风投公司投了十个企业，能够成功两三个企业，就把失败企业的风险全覆盖了，就能够盈利了。作为微小企业，既然是利率覆盖风险，有些微型企业贷款的利率刚开始的时候很可能达到30％以上，经过几轮贷款以后，利率能够降下来。微型贷款基本上是从小金额高利率开始，然后逐步放大金额，逐步降低利率水平。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就是用高利率冲销的，所以对于微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要用高利率及时冲销。非常可喜的是财政部今年公布500万元以下中小企业贷款核销新办法，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有了这样的容忍度。在对于企业信贷员考核过程当中，其实也应该有单独的考核办法，收益减掉风险之后，得到的纯利润高于别人的利润，就应该是一个好的信贷员。风险抵扣后利润水平的高低，应是考察微型贷款信贷员的一个标准。
        第三，贷款组织方式创新。对于小企业的贷款，可以由大银行专设部门办理；可以由社区型银行办理，社区型银行的概念就是在市行政区划范围内经营的银行；也可以由专门的贷款公司办理。对于小企业贷款，由独立的小法人办理，能够更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大银行的独立部门和独立的贷款公司相比，大银行的人员成本和制度协调成本是高于一个独立的贷款公司的。2006年银监会出台了贷款公司这种新型机构，是金融机构全资附属的。2008年银监会、人民银行出台了一个能够由社会资金介入的贷款公司，这种机构比较好。“行内行”协调成本很高，作为一个独立法人注册发展，在人力成本、管理成本和协调成本都能够降低下来，这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对于社区银行来说，应是做小企业贷款的主力军，有独立运作的优势。但是社区银行由于吸收存款，要有一定的规模才有利于抗风险，因而社区银行要是批的太多了，或者是规模太小了也不是特别好。另外还有一种组织形式，就是只贷不存的贷款公司，也是独立承担风险的贷款零售商。我们提倡搞只贷不存的贷款公司，尤努斯2007年来的时候说这个公司是瘸腿的，是不行的。为什么这样提？因为中国情况和世界上不一样，存款市场发展得很充分，竞争激烈。中国的合作基金会有惨痛的教训，过多的小机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最后容易酿成系统性风险。所以，让一些机构不吸收存款，用自己的钱来做资本金，再从一两个机构批发贷款，可以更好地控制风险。这类新型贷款组织的本质特征是贷款零售商。
        第四，监管方式创新。建议建立由地方政府承担一些金融业务有关的机构的监管责任，即把各种不吸收存款而办金融业务的机构，除了小额贷款公司以外，还有融资租赁公司、典当行，还有最近银监会协调管理的担保公司，还有股权投资基金等。凡是不涉及到公众存款和业务的，在统一法规的前提下交给地方政府监督管理，很可能效率更高。凡是涉及公众资金的金融业务，必须由一行三会进行严格管理。
贷款公司的风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贷款公司有可能变相吸收存款，这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最担心的，就是当放贷资金不够的时候，就会变相吸收存款。另一方面，如果管理不善，从金融机构批发资金，就有可能拖累批发的金融机构。这是这类机构的两个风险。怎么样化解这些风险呢？有三个建议：
        一是授权地方政府对贷款公司进行监管。监管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对股东进行教育让其承诺不变相吸存。其次，打击变相吸存行为。第三，依照刑法处置变相吸存引发的风险。
        二是由批发者监督贷款公司运行的资金安全问题。刚才说的是两个风险，一个是变相吸存，一个是如果小额贷款公司运营不好拖累批发机构。对此类风险我谈三点认识。首先，承担其社会责任，谁批发钱，谁就应该对自己的钱负责任。资金批发者要对贷款公司进行充分审查，要制定审核办法。其次，要从理论上认识到贷款公司批发资金，风险会小于一个大客户。如果一个亿的资金贷给企业，这个企业倒闭的话，这笔资金会暴露在风险之中，尽管说好企业倒闭的非常概率小得多，但是倒闭了，这一个亿的损失就很大。但是，如果把一个亿贷给一个贷款公司，他要贷给几千个客户，这几千个客户怎么可能同时倒掉呢？所以，贷款零售商倒下的风险要小于一个实业企业的风险。第三，可以在实践中探讨一套跟踪贷款零售商风险的方法，要在贷款的集中度、贷款的质量和贷款的止损点等方面做工作。国开行引入欧洲复兴银行的技术之后，与台州商业银行合作，技术和资金是一起的，先有贷款人员的培训，后面才有资金的跟进，还有后面的监管。
        三是银行监管者要对资金批发行的资质和批发资金的比例做出限制，防止风险传递。有的银行自身风险管理非常好，可以去做批发业务。有的银行自己的风险管理都不好，就不能做这种批发业务。为了不让零售商的风险过多地拖累大的机构，应该对大机构能够给零售商的资金批发比例有一个限制，这和限制单一客户比例的道理是一样的。
        第五，完善政策扶持环境。政策扶持环境有三个方面：一是健全担保体制和政府贴息制度。因为微小企业的风险比较高，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拿出很多钱在充实政府担保机构和担保基金，对于小企业贷款有一些贴息和担保，这非常好的。二是要建立正向激励的引导机制。希望未来中国信贷市场应该是三级牌照制度，这个思想是来自于香港银行业立法。香港有放债人条例，由警察署管。香港的第二级牌照的金融机构——接受存款公司和有限持牌银行，都是吸收大额存款、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国外有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比如金融公司，本身就吸收大额存款，或者是到市场发债，或者是从金融机构批发资金，然后放小的贷款。比如汽车租赁、汽车分期付款，还有耐用消费品的分期付款等。第三级是全牌照银行就是商业银行，能够吸收储蓄存款、获取存款，可以开支票，可以办结算，有创造货币的功能，因而要有非常严格的监管。香港1975年修改的银行业法规定，所有要申请全牌照银行的人，必须有限持牌银行十年的经历。我常说一句话，玩自己的钱给他自由，玩别人的钱要对他监管。有限持牌银行就是玩有钱人的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去年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有关规定，提出办得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将来可以变成村镇银行，这调动了很多人的积极性。时间长了，这句话的吸引力又下降了。因为要变成村镇银行，就要把控制权交给银行，村镇银行的条件就是银行控股20％以上，这就使得民间资本介入到小额贷款公司的积极性降低了。我们能不能做这样一个设计，未来五年，小额贷款公司干得非常好，就可以让你申请变成金融公司，金融公司再干五年干好了，将来搞社区银行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他办呢？我想如果设计这样一个正向激励的机制的话，就可以把很多想介入金融的民间资本规范起来。三是希望能够建立普惠制的税收引导政策。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既要认真地总结高端金融给金融业所带来的创伤，也希望大家能够研究一下低端金融，为广大低收入人群改变自己的命运、缩小城乡差别做出我们的努力。

                                                                                                                                      （本文根据吴晓灵同志出席“中国金融40人论坛”年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