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路明：以市场化创新提升国家科技体系
2023-11-02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注定会贯穿中国未来发展的很长一个时期。所以，制定应对科技竞争的体制机制和战略战术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优先级事项。
    中美科技战开启以来，中国的应对策略是突出基础研究（用体制内科研力量解决卡脖子问题）、突出政府作用（政府下场干项目）、突出国家队的作用（国有企业组建科技板块）。然而，如果在此过程中，市场化创新力量被严重边缘化，将会导致资源的严重错配，相当于在一场重大的战役中，辎重部队和民兵抢了野战部队的军火跑到前沿去放枪放炮，而野战部队却因缺乏粮草而举步维艰，从而贻误战机，浪费巨大资源。更重要的是，这种资源的错配打击了民营企业的信心，为经济下行埋下隐患。
    一、科技创新资源错配
    科技创新资源错配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传统科技创新体系的惯性，也就是用自上而下的成果转化思维来解释和应对科技战的卡脖子问题。按照成果转化的思维定势，科学家、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都应该上前线打仗。但如果仔细分析那些被反复列举的产业核心技术清单，几乎都是企业在市场选择中不断研发迭代，逐步进化而来，科研机构、政府和国有企业在产业核心技术发展中扮演的更多是战略支援部队的角色。科技战爆发以来，有一种说法被广泛接受：技术被卡脖子是因为基础研究投入不够，应该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来解决卡脖子问题。基础研究是发展产业核心技术的重要基础，但通过基础研究解决现实的卡脖子问题是个伪命题。现实的卡脖子问题基础研究工作已经完成，这些知识大部分都漂浮在互联网上，卡脖子的关键都在工程和工艺层面，在技术生态方面。至于国有企业组装国家队的做法，则会直接压缩民营科技企业的生存空间。本轮科技战都是围绕充分竞争的产业领域展开。在充分竞争领域的科技创新民营企业才是效率最高的市场主体。
    二是对于科技战成因的误判。科技战开打的头几年，我接触到一些部委官员，都问了我一个问题：市场化创新好像不灵啊，华为、中兴都被卡脖子了，最后解决问题还得靠国家。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判断，中国产业技术被卡脖子是因为市场化创新有重大缺陷，所以连中国最优秀的企业都逃脱不了被卡脖子的命运。国内科技资源配置的重心近年来向体制内科研机构过度倾斜，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这种认知。事实正好相反，触发科技战恰好是因为中国市场化创新的快速进步引起了美国人的警惕。客观而论，过去20年中国民营技术公司的进化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华为、中兴等民营企业甚至在5G这样一些战略性技术前沿走到了美国人的前面，美国才开始对中国企业进行围剿。这种绞杀对于世界上任何一家企业都会是灭顶之灾，但最近的情形是中国的部分公司在这样的封锁下竟然完成了突围，这也说明市场化创新才是应对科技战的根本途径。
    建立在科技成果转化逻辑上的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已经难以适应科技战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无法高效应对科技战提出的种种问题，尽快完成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构是一件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二、放弃成果转化的路径依赖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是官产学研几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哪种要素作为创新体系的基石来搭建系统决定了创新体系的功效。
    中国传统科技创新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以体制内科研机构为系统构建的出发点，体制内科研机构成为国家科技创新活动的主要载体，科技资源配置的重心，也因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以成果转化为核心的路径模式依赖。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逻辑有其必然性，建国之初市场经济的主体还不存在，先行搭建体制内科研系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世界各大经济体中，采用这种创新体系构建方式只有中国和苏联。美国二战后发布《科学：无尽前沿》的著名报告，开始大规模部署基础研究，让很多国人误以为美国也是从科学出发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但真相却是美国部署基础研究的背景恰好是因为市场化创新形成了强大的技术需求。
    在政府主导下，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缺乏产业需求牵引，在科技创新方面存在缺陷：把追求知识当成终极目的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无法提出问题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一些所谓创新不过是“乐高式”的知识模块变换，没有面对真实的世界。科技战背景下，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底层逻辑合理性。中国是时候放弃对成果转化的路径依赖，重构问题导向的国家创新体系。
    三、以市场化创新为基石构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以市场化创新为基石，简而言之就是：把市场化创新主体作为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以解决产业核心技术发展，突破卡脖子问题为主线部署国家科技力量、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研究科技创新政策，把国家创新机器的运作导向解决问题的轨道，重点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解决好认识问题。
    市场化创新简单说就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在中国虽然只有40年的实践历史，但其发展速度和成效惊人。一个基本事实是：改革开放40年来，市场化创新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进步和财富增长的源泉，这部分成果没有得到充分的系统总结和传播。科技战以来出现的关于市场化创新的种种议论说明社会关于科技创新基本规律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不解决这个问题，新的创新体系很难形成。
    第二，构建应用端的科技创新公共机构。
    很长时间以来，社会普遍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任何兴建大学、科研机构的举动都理所当然被视为善举、壮举。但在中国，当大规模的知识构建活动突破一个阈值之后，由于知识系统的先天基因缺陷，加上错误的评价方式引导，知识构建活动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同时也引发一些次生灾害：以获取知识为目标的知识观得到广泛传播，反馈到基础教育端引起了全民性的知识焦虑，家长、青少年陷入横渡知识海洋竞赛的挣扎中。以市场化创新为基石构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不仅在于有效解决当下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问题，也有利于把全社会的认知引向问题导向的知识构建逻辑。
新的科技创新体系搭建需要在应用端解决公共机构缺失的问题，国家实验室要让市场主体、产业问题进入；要通过新型科研机构的组建方式，在应用端形成科技创新的组织者、公共技术开发者、科技创新的服务者。
    第三，处理好三大关系。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构关键在于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市场化创新与体制内科研的关系，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人们常常把基础研究、体制内科研视作最高级的创新，难以割舍。我们需要明确，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国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重点到底在哪里，不可能既要又要。中国当下基础研究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合资格的基础研究人才太少，因此培养人才和提升基础研究的效能才是体制内科研机构最紧迫的问题。国家应该以解决问题为优先配置资源。
    二是市场化创新与政府的关系。现在喜欢说用新型举国体制解决卡脖子问题。这个逻辑没有错，中国各级政府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需要注意的是，跨越市场经济实行举国体制创新，政府还缺乏经验。过去几十年政府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些间接的科技政策上，执行得非常成功，但在直接的科技创新政策方面成功案例并不是太多。近年在举国体制口号下，经常出现一些地方政府用力过猛的情况。在市场化创新领域，政府如何组织创新依然是要研究和探索的方面。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应该是中国在应用端通过举国体制组织创新获得巨大成功的案例，应该系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形成跨越市场经济新型举国体制的科技创新组织模式。
    三是处理好市场化创新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国有企业也是市场化创新的主体之一，只要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则，就没有问题。但国有企业有时在充分竞争性领域也能获取超国民待遇，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只要尊重市场选择机制，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作用，这个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四、重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理由
   （一）科技战形成新动力机制。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科技战很可能将一直伴随中国的发展。科技战给中国很多行业造成了暂时的困难，但也带来一些积极的因素。美国针对中国科技产业的一系列政策工具，是在大批智库和专家精算之后作出的决策，是十分精准的打击，这相当于帮助我们定义了一个产业科技创新问题清单，使得中国科技创新的组织工作变得相对简单。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切肤之痛在官产学研之间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共识，这是一个新出现的科技创新动力机制，以市场化创新为基石重塑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可以借助这个动力机制更高效地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快速进步。
   （二）激活体制内科研活动。在中国不是要不要做基础研究，而是谁来做基础研究，怎么做基础研究。以市场化创新为基石的创新体系有助于通过问题导向的创新路径，把真正的需求传递到体制内科研，激活体制内科研活动，长远来看应该有助于提升基础研究和体制科研活动。当然，国家也需要在精选的领域部署自由创新的基础研究和跟踪性的基础研究，目前已经铺开的科研活动也需要在新的体系下重新规划。
   （三）应用端驱动创新在数字技术时代渐趋主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5G等技术的崛起为标志，人类进入了数字化的创新时代，这是一个长周期宽频谱的赛道。在这个新的时代，应用端驱动创新的路径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过去20年，数字技术一系列重大的创新都发动于应用端。而中国在应用端兼具应用场景、数字化人口、垂直领域数据资源三大优势，通过市场化创新为主导的创新体系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国家优势。
   （四）文化基因的优势。欧美人把机械电气化时代的创新玩到极致，建立在车库文化基础上的机械电气时代创新基因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一轮，中国费很大劲也只能学个八成。在数字化时代，创新的范式发生了变化。从智能手机手机开始，数十亿数字化公众成为创新要素加入到创新生态中，改变了传统的创新范式。C端话语权的确立让中国一举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创新高地。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在“人和数字装置”之间的关系方面，有明显不同于欧美人的看法。很多欧美人只是把数字装置当作特定工具，拒绝这些数字化、智能化的机器改变既有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则热情拥抱新的数字化、智能化机器，并且愿意和机器共创未来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态度至少目前看来是极其有利于数字化时代创新的因素。可以认为，中国第一次在某些领域拥有了科技创新的基因优势。市场化为基石的科技创新体系有利于发挥这种基因优势。
   （五）科技创新进入“大片时代”。数字化创新时代，科技创新大制作的特征日趋明显，更大投入，更大的场景，更多要素的参与。从电动汽车、大模型、新能源等领域的创新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大制作的痕迹。这将导致在上一个时代科技创新的老玩家逐渐被淘汰。小的经济体将因为无法呈现这类大制作需要的场景和负担高昂的成本而被边缘化。中国政府如果能够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在应用端组织制作各个新赛道的“大片”，可以有很好的预期。
   （六）解救我们的后代。知识决定论是造成中国基础教育内卷的根源之一。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渡过知识的江河湖海都能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现在却要把学生们赶到知识的大海中苦苦挣扎。我们需要通过构建问题导向的国家创新体系来培养真正的创新创业英雄，解决问题的高手，并通过这种正向激励让基础教育面对真实世界，还我们的后代一个快乐的童年和更丰富的人生选择。

（作者为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深圳市科技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