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全球经济变化下的中国经济
2022-01-05

    2020年是跌宕起伏的一年，2021年世界经济重上增长轨道。2020年大多数国家经济是负增长，2021年大多数国家经济是正增长。在G20国家当中一半以上国家，2021年的GDP会超过2019年的水平。与此同时,2021年的世界经济表现也体现了全球化的特征，即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市场，而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尤其在中国表现更为明显。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疫情后又重现了2008年的情况，表现为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但是这个势头能否长期持续依然还是个大问号。
    世界经济的新问题
    2021年世界经济遇到了新问题，40年未遇的滞涨又出现了。经济在减速，但物价在上涨。而且在全球经济减速中又出现了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发展中国家的减速快于发达国家，或者说发达国家增长速度高于发展中国家。从现在的情况看，2022年还会延续这个态势，但就是如此，发达国家经济也在2021年三季度后出现减速。由此，预计2022年全球增长率会再次低于潜在增长率，从而恢复到疫情前的低增长态势。但与疫情前不一样的是通胀在上升。美国11月份通胀率为6.8%，是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众所周知，在20世纪80年代前，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物价上涨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形成了工资—物价螺旋上涨局面，迫使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开始借助行政手段强制性冻结工资和物价。现在物价又涨得这么高，所以市场有疑问，是不是又遇到40年未遇的滞涨了？如果是，会不会采取当年那样的反通胀措施？我们认为，与20世纪80年代前相比，目前的状况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在于这次物价上涨既有成本推进，也有需求拉升。从成本推进来讲，在疫情冲击下，生产、仓储、运输等物流的供应链条上出现无规则价格上涨，使整个生产成本升高。这在中国表现最为明显，形成了对下游企业，尤其小微企业的巨大外部供给冲击。从需求拉升来讲，为缓解疫情对经济的伤害，各国都采取了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政策更为宽松，特别突出地表现为对低收入群体直接财务补助。于是，虽然经济状况不好，但是消费却比较旺盛，进而拉动了物价上涨。成本推进和需求拉升的相互循环是20世纪70年代发达经济体滞涨的重要原因。
    不同之处在于发生的历史背景不同。40年前还是“冷战”背景下，还存在着由两个迥异的经济体制决定的两个平行市场。现在的世界格局是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全球化，不再是两个平行的市场。
    全球形成了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三个板块：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板块；二是以资源能源等，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代表的初级产品出口国板块；三是发达国家作为消费市场的板块。
    这三个板块在经济全球化下形成了一条虽错综复杂，但却链条清晰的全球产业链。因经济活动沿着这条产业链传递，从而使包括“滞涨”在内的各种经济现象成为全球性的，而不再是某一板块某一地区的独立事件。
    从全球产业链角度观察，在供给侧，疫情冲击使生产秩序被扰乱，出现供给瓶颈，引起了能源资源等价格上涨，通过产业链，传导到新兴经济体，推动工业制成品的成本，这也是构成中国PPI上升的基本原因。在需求侧，发达国家是全球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其市场规模及消费倾向决定着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表现。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为了缓解其对经济社会的伤害，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对弱势企业和群体的直接财务补助。在刺激消费的同时，维持了与此相关的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就业稳定。这也造成需求拉升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并会反传到发展中经济体。
    由于各国在全球同一产业链上所处的位置不同，其所受的冲击不同，从而经济表现及物价上涨也不同，由此决定了各国采取的对策也不同。目前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不少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全球疫苗配置不均，造成疫苗接种状况不同。疫苗的接种率目前是欧美最高，亚洲次之，非洲最低。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冲击最大，不仅经济表现差，而且物价上涨压力大。由于稳定物价更为重要，于是，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基本趋向是紧缩货币政策，加息成为大概率事件，目前已有28个开始加息的国家，多数是发展中经济体。
    第二类是中国。PPI尽管很高，但是CPI还不是很高，于是防通胀并不是核心任务，相形之下经济下行压力却很大，并且经济下行与PPI上涨密切相关，PPI上涨的冲击全被下游企业消化，尤其是服务性的小微企业负担更重，亏损更严重，维持经营更困难。如果不能出台相关的扶助政策措施，预计2022年的倒闭破产数会大幅上升。也正是这个原因，2021年三季度开始，市场就呼吁降准降息，放松财政货币政策。
    第三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美国的货币政策已在日益清晰化，市场仍在等待第二只靴子落地。
    目前美联储的办法是试图把流动性和利率分开管理，即对流动性收紧，但是利率不动，手段是减少购债规模的Taper操作。从目前的情况看，原定到2022年6月完成的目标，提前到一季度完成。这意味着2022年一季度后才有加息和不加息的可能。换言之，美国的货币政策现在正在慢转弯，2022年最大的政策风险就是会不会急转弯，什么时候会变成急转弯？
    美国货币政策急转弯会给全球经济金融带来风险：
    一是财政货币政策共进共退的风险。在疫情冲击下，财政和货币政策日益绑定在一起，形成事实上的MMT，从而也就形成了政策上的共进共退，要退一块儿退的状态。央行缩小购债规模，财政部就会减少国债发行，我们预计2022年美联储减购国债规模约7800亿美元，美财政部国债供给量同期将减少1.13亿美元。由于目前经济出现类滞涨现象，需要财政货币政策，这个时候分兵把守，各司其职，即货币政策反通胀，财政政策促增长。但是财政货币政策绑定所造成的同向进退，不仅使这样的机会丧失，而且还有可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波动。
    二是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对全球经济金融所带来的溢出风险。这对新兴经济体冲击会非常大。在不排除因资金外流、货币贬值造成货币危机的同时，人们也担心债务危机，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危机。这次疫情冲击对低收入国家经济影响十分突出，2020年上半年，疫情刚在全球蔓延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就已经出现了偿债的困难，并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减免。在联合国安排下形成了官方停息协议（DSSI）。中国也同非洲十九国签署了缓债协议，并减免了十五国到期的无息贷款。随着疫情冲击的缓解，债务重组将再次提上日程。预计新的债务危机风险和老的债务重组将交织在一起，将成为2022年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溢出风险的标志。
    总的来说，2022年的世界格局是三个差序：
    首先是控制疫情的差别，疫苗接种速度不一样，开放的速度就不一样，生产秩序能否恢复正常，员工敢不敢正常上班？其次，这么多年很少见过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低于发达国家，这种增速差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它对世界经济格局影响是什么？第三，也是因为这些差别决定了各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一致性，最终表现是在利率上的差别，而这一利率差别会引至国际资本来回流窜，冲击各国经济并带来金融风险。
    全球经济变化下的中国经济
    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轨道，出现了疫情周期，表现为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宏观经济政策宽松予以对冲——疫情缓解——经济恢复——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退出。于是2020年与2021年世界经济的表现为镜像对称关系，中国也不例外，而且表现更为突出。
    2020年三季度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经济恢复增长且增速较高。与此相对应，2021年三季度经济增速同比相对较低。这也意味着中国走出了疫情周期。与此同时，尽管中国经济走出了疫情周期，但是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还是出口，这个是超出预期的。
    自2020年二季度开始，中国出口逆势上扬，2021年前11个月同比增长31.4 %，相较2019年同期，两年平均增长13.8%，已占世界出口市场的14.7%。两年来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平均为1/4左右，一改过去10年连年下降的情况，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领力量。
    从出口量的大幅增长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能源紧张，它跟减碳关系并不是很大，不仅因为2021年碳交易价格没有什么变动，而且煤炭的供应也是增长的，能源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原有已退出生产的出口产业重新加入生产，使原已过剩的机器设备重新投入使用，加大对能源尤其是电力的需求。
    目前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引领作用正在减弱。新出口订单已经连续6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出口数量大幅回落，出口表现更多是依靠出口价格支撑。也是从这个角度观察，如果世界经济重上轨道，中国出口回归常态不仅对GDP的贡献减弱，而且对能源的需求也相应减弱，受其影响，我们预计2022年煤价会大幅下跌。
    如果出口回落是大概率事件，2022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就主要依靠内需扩大，但是2021年的情况表明不容乐观。
    在最终需求，即消费方面，社会零售额两年的平均增速不及预期。我想重点讨论一下中间需求，即投资下滑问题。在投资中，固定资产投资下滑最快，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房地产，房地产领先指标都在下行。尽管现在开始出台一些政策，尤其在融资安排上有所放松，但是改善主要来自于按揭贷款，房地产资金链仍然比较紧张，预计房地产下行态势2022年仍会继续维持。由于房地产投资占投资的1/4左右，如此大幅下行成为中国经济表现的主要拖累。从这个意义上讲，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上最重要的安排就是看哪一种中间需求，即什么样的投资能对冲房地产投资下行。
    指望基建投资对冲房地产投资下行，我们认为至少在2022年上半年看不到这一前景，2022年投资增长还是要看制造业。虽然制造业2021年投资增长尚属满意，一方面是由于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的投资增长快，另一方面是由于出口产业投资增长比较快，但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投资占整个制造业投资比重低，而且占比重高的出口产业投资，由于2022年出口下行，投资也会下行，致使整个制造业投资下行。由此看来，消费不及预期，投资又会下行，2022年经济增长速度是堪忧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字当头，稳住经济是第一位的，只有稳才能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十分准确，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导致经济下行，需要宏观经济政策予以应对。但是我更想讨论的是，这三重压力背后的跨周期问题。这是宏观经济政策应对思路问题，核心是如何理解稳增长挑战再现。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已经走出疫情周期，表现为2020年三季度是经济恢复的高点，2021年三季度是经济常态化的拐点，也预示着中国经济进入了由已然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常态周期之中，亦即是经济回到疫情前的状态。
    疫情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中心问题就是“稳增长”。只不过与疫情前稳增长相比，此次因跨疫情和常态两个周期，疫情周期和常态周期的问题同时出现，造成经济速度下行如此之快，从而使逆疫情周期和跨常态周期的宏观调控更显必要和迫切。
    值得强调的是，两个周期问题的同时显现，尤其传统稳增长问题再现，首先，表明经济结构调整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是说说就能转过来的，是个长期的工作。
    其次，正是由于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个长期工作，是一个过程，因此短期就需要特别的稳增长措施，以避免经济脱离轨道。虽是逆短期周期的操作，但也是为长期争取时间。从2022年需要提供1200万个就业机会，看经济增长速度应维持在5.5%左右，由此202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充分考虑扩大总需求的必要性，财政货币政策要充分到位。
    鉴此，我想评论一下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意义。首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其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因为中国杠杆率在下降，货币政策放松点是可以做到的。再次，对房地产的下行需要有特别的应急性安排。除加大保障房建设外，最重要的是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预期引导，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对中国房地产来说，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新背景，中国人口增长即将进入历史拐点。    自1998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是持续上涨的，其背景是人口持续增长，但从2021年开始，这个背景开始发生变化，使整个讨论问题的基础都在发生变化。
    也正是基于中国人口的历史背景变化，需要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我在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虽然感到2022年的七项措施及时有力，但也似曾相识，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五个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要避免正确的政策加在一块却出现了合成谬误。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五个方面的重新认识：一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最重要的是先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再说怎么把蛋糕分好。二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的取向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资本是生产要素，改革就是要将这一要素活跃起来，这是40年来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资本的属性就是扩张，扩张当然有其消极性，全球的经验表明这些消极性，即负外部性是可以用监管办法加以消除的。三是要正确认识把握初级产品供应，要坚持节约优先实施全面节约战略，这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换言之，要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四是要正确认识和化解重大风险，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实施、精准拆弹两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其中精准拆弹尤为重要，这次恒大的风险处置就体现了这一点。五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低碳经济既是生产方式也是生活方式，实现碳达峰碳综合，首先要从需求端做起，通过节约能源来减碳，而不是一味从能源供给端减碳，更不是用消灭煤炭的方式来减碳，但达峰和碳中和因此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这五个方面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对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2022年又是将这些认识和把握形成政策并可以执行落地的关键时期。这是因为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2万美元，正在高收入社会的门槛前，能否跨入高收入社会，而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现实的严峻挑战。更为深刻的是，即使跨入高收入社会，其所面临的问题与低收入社会所面临的不是一个问题。高质量发展要有前瞻性的思考，要有一个全面统筹的改革安排，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便于一以贯之、长期不懈地努力。希望2022年能破局。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