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把握好基本面变迁才能护航高质量发展
2021-10-07

    2022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可能会是很特殊的一年，人们情绪从热切到焦虑，再到平淡的复归，或许是对喧嚣得有些狂野咆哮年代的告别吧。
    2022年之所以特别，在于中国经济增速会接近潜在增速的下沿。人们将实际经济增速和潜在经济增速之间的差异称为产出缺口，实际增速快于潜在增速时，经济过热，反之则过冷。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中国依赖出色的疫情防控，经济实现V型修复。进入2021年下半年之后，增速趋缓，如果宏观调控没有太大变数，那么按国务院近期会议的信息，则2022年经济增速在大约5%也是可接受的。大多数中国研究者和国际组织倾向于认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处于5%－6%的区间，这意味着明年中国经济增速会运行在潜在增速的下沿。这要么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要么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有适度宽松的余地。
    2022年之所以特别，在于全球经济将不得不认真面对从滞涨到衰退的转折点。争论当前是否滞涨没有太多意义，看看2020年下半年至今的资源品整体飙涨，美欧居高不下的物价指数，以及不达预期的经济增长就了然了。中国经济并不置身于全球经济炎凉之外，下半年以来，物价尚未有明显回落的拐点，但经济增速已趋缓。同样地，2022年全球增长是不是不那么低，物价是不是不那么高？存疑。大概率地中国PPI可能会高位稳中有落，但CPI未必回落甚至不排除高于今年的可能。从外围到国内，从上游到中下游的物价传导，以及种植业成本推升和产出缓增，可能使2022中国CPI处于2%-3%，结合约5%的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和应对之政也受到“类滞涨”的挑战，对充满变数和攸关民生的物价变动，不能掉以轻心。
    2022年之所以特别，还在于增速趋缓是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不少人可能还等待某年某日中国经济增速重回高增速轨道，这种期盼意味着他们认为经济周期性复苏和高涨的机会仍存。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中国经济增速较大的起伏还是美国次贷危机和新冠疫情发生这两次冲击，排除掉事件冲击之后，增长趋势是，2010年以来约每五年经济增速打8折，如此，在2021-2025、 2026-2030和2031-2035期间，经济增速分别约为5%、4%和3%，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趋缓是多数约束下趋势性的。经济总量在2035以2020为基础实现翻番的难度更大，这意味着翻番四分之三靠经济增长，四分之一靠本币升值；也意味着GDP总量追赶和超越美国的时点，可能比预期来得更晚。认清趋势性大局，并不容易。
    2022年之所以特别，更在于提醒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悄然变化。如果2022经济增速接近甚或低于潜在增速，如果增速趋缓是长期性的，这已折射出经济领域已经发生并在持续发生变化，这属于典型“灰犀牛”风险。如果说房地产投资生变，外贸一枝独秀都还是短期因素，那么政府治理和市场机制、人口趋势和消费潜力等都关乎基本面变迁。西方国家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之后，多半都因基本面变化，遭遇过经济泡沫或硬着陆。以人口为例，目前中国中位数年龄约40岁，高龄化和少子化使中位数年龄每年提升1岁，如此推算，10-15年后，中国老龄化问题可能与日本（目前中位数年龄48岁）相比也不遑多让。作为经济压舱石的居民消费亦将生变，2017年以来居民消费倾向已趋弱，2019/2020/2021年国庆期间，国内游人均支出分别为830元、733元和706元，走遍天下“买买买”模式已遇挑战。把握好基本面变迁才能护航高质量发展。
    2022年之所以特别，在于提升和完善政府治理能力，赋予跨周期调节更多政策储备。当人们戏称各种意外为“下一盘大棋”时，折射出政策酝酿成型和落地进程中，存在一些信息不对称，亦需要更接地气的政策沟通。例如政策目标和手段的区分很重要，共同富裕是目标而非手段，它不能被误解为同样富裕、同时富裕。六稳六保则是手段而非目标，它不能被误解为政府无限兜底。再例如条条和块块、当下和长远的关系。条条块块的协调常被戏称为“五龙治水”，它不能被误解为条块之间毋须“全国一盘棋”的跨区域跨部门沟通协调，否则条条的各行其是，叠加到块块就易发矫枉过正的政策共振。未来跨周期调节可能更需将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潜在增速的合理区间，坚守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之上。
    2021即将过去，人们将心绪复杂地怀念它；2022即将到来，人们将无可逃避地直面它。

（作者为民生加银基金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