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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已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减贫任务仍然艰巨。能够将普惠金融作为国策，用意何其善。
减贫的目标，应一分为二。完全贫困的，理应交给财政政策，解决最低生活需要，提供教育、医疗等基本生存发展的机会；能享受到金融服务获得机会，就有可能自我脱贫的，要靠普惠金融。这些人群原本都不在传统金融机构的视野里。而普惠金融的真谛，是要通过商业可持续的方式，将金融服务覆盖到传统金融覆盖不到的人群。
普惠金融的概念来自2005年，彼时小额信贷的商业化可持续运动已在国际上多点实验成功。在那之前，小额贷款主要用于慈善，但效果往往难以持续。上一轮小额信贷运动的成功，关键在于靠赋予小额贷款机构完全的市场机制，并区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激励制度。制度红利来自取消价格管制打开利率上限束缚、放松准入、注重机构法人治理、搞好激励约束机制、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有效增加了正规化小额贷款的供给，普惠金融的理念由联合国发展署提倡，成为席卷全球的“运动”。
综合以上最佳做法的经验 ，普惠金融不应是财政补贴、利率管制，或是行政命令金融资源盲目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斜，因为那样不可持续。
中国2012年放开村镇银行、2013年放开民营银行，2015年强调民营银行准入放开、2016年成立大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一是想引导传统金融机构，二是通过探索放开金融机构准入，无不是想多管齐下增加金融供给，解决中小企业、农户的融资问题。但有效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准入扩大后的监管压力又随之而来。如何确保传统金融机构能有效实现政策意图而不是财务作秀或监管套利，如何能有效监管大幅增加的新机构，都是问题。
近年来，技术进步为普惠金融赋能，最近这类公司的上市潮，试图向资本市场讲述新一轮小额贷款公司的新故事。简单说，依靠互联网在线获客和大数据风控来提高效率和大幅降低成本，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开始找到服务及辨识目标人群金融风险的新办法，予以无担保、无抵押甚至无场景的小额快速贷款，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无论持牌或不持牌，新的商业逻辑已经诞生。
大数据风控的有效性取决于大数据的质量和数量。互联网时代拆除信息壁垒的方式，会让人们意想不到甚至心惊胆战。如果司法环境完善固化，这很难做到；但在中国，这种数据信息壁垒的突破，比人们想象得更要势如破竹。传统银行业对个人银行账户信息的保护，已被这种现实所击穿，人人都透明的时代已越来越近。这存在伦理和效率的冲突，也需要解决相应的法律冲突。2017年生效的《网络安全法》，能否对症下药，目前还需要观察。在需要大数据支持的个人信贷风控领域，很可能要靠成立国家级基础性的个人信贷数据库，加上二次开发的市场化评级公司各显神通来解决。
然而，如若缺乏必要、及时的规制，数据来源违法、数据污染、数据被滥用、数据垄断，会导致人人自危，并公共利益受损。再加上如果缺少司法的公正介入和个人破产保护的法律缺位，诱骗贷款、暴力催收、非法催收泛滥，“威尼斯商人”故事的现实版“裸条”风波完全可能重演，这类负效应会很快吞噬技术进步带来的正效应，制造新的社会问题。
普惠金融靠什么？过去靠制度红利，现在靠技术红利，中国要靠技术、制度，还需要法律的适当介入，来重新定义这个领域的市场规律，也建立新的市场纪律。
（作者系财新周刊主编）